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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作璋:道德学问著春秋
中国网 china.com.cn  时间: 2017-02-06 10:55  责任编辑: 阳光

可以预见,未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,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进行创新。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,无论是理论、观念、方法、手段等都要创新。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,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,在继承吸收前人和当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,是对当前和今后历史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的创新。

——安作璋

安作璋:道德学问著春秋

  

“我的一生非常简单,可用六个字来概括,那就是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。”年近九旬的安作璋先生安详地坐在狭窄的书房里,身上自然流淌着一股浓烈淳厚的文化气息,静谧、璀璨。

安作璋,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一位敦厚谦和的慈祥老人,一颗学术界的璀璨明珠,在中国古代史、历史文献学、山东地方史,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,有着很高的造诣。60多年来,他以丰富的著述、渊博的学识、高尚的品德、大家的风范,赢得了学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,成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。

为人

功多而不矜,名盛而不傲

1927年1月,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,家门两边有副“忠厚传家远,诗书继世长”的对联。“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,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,要好好读书。没有想到,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。”

“1937年,当时我小学毕业,正好抗日战争开始,家乡被日军占领,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,但是我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。”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。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,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《资治通鉴》等书。

1944年秋,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,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。

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,安作璋说:“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,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的精神。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‘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’来激励自己。”

1947年中学毕业,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,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、胡厚宣、张维华、朱东润、莫东寅、韩连琪等先生门下,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。

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,安作璋主攻秦汉史,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,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,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,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。

“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(1947—1951),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,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,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”安作璋说,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,安作璋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(原山东师范学院)历史系工作,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。

1954年2月20日、5月27日,短短3个月中,他的论文《西汉的西北屯垦》《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》就相继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史学版上,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,产生了很好的反响。

1955年,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《汉史初探》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,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。当时,他年仅28岁。1959年,其另一部学术专著《两汉与西域关系史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,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。

“十年动乱时期,我被戴上‘反动学术权威’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。”安作璋说,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,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“犯罪”,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。1980年,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。

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“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”。他功多而不矜,名盛而不傲,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,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,虚怀若谷。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《秦汉官制史稿》,从选题到完成,曾五易其稿,历时十载,才公开出版。

2001、2015年,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《学史集》《学史集续集》,他说:“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库,活到老,学到老,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,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,因此本书题名曰《学史集》”,足见他的胸怀。

《文摘报》原主编肖黎曾多次向安作璋约稿,他回忆说:“先生每次寄来稿件时都要附上一段话,说自己虽然已经认真地思考才下笔,完稿后依然不太满意,如可用,希望能予以修改,文章长短由我确定,不必再商量。作为老先生,他总是这样平等待人,替别人着想,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。”

为学

三勤与三通

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,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,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。

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,他说:“我没有什么秘诀,如果说有,那就是‘业精于勤’四个字,即眼勤、脑勤、手勤,也就是勤于读书、勤于思考、勤于写作。”

谈到先生为学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说,“三勤”虽是安先生的谦逊之辞,亦道出了先生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,即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。

安作璋本人就是“三勤”的典范。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,每到夜深人静,落笔翻书,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。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,一旦有所发现,立即披衣起床,笔之于书,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。

主编《山东通史》时,安作璋因劳累过度病倒了,住进了医院,但仍手不释笔。该书出版后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中国史研究》先后发表评论文章,认为这是一部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”,作为“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”,它“以其丰富的内容,翔实的资料,恢宏的规模,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”。

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王克奇眼里,安先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“翻烂了好几套史记和汉书”。

艰辛的付出换来了累累硕果,仅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,安作璋著述就达数千万字,皇皇巨著,洋洋大观。

除了“三勤”之外,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“三通”。他常对学生说:“读书务要精通,治史者尤要如此。要做到‘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’,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,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。”他认为,所谓“通”包含三个方面,即纵通、横通、类通,“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,认识过去,把握现在,展望将来。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,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。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”。

除了“三勤”与“三通”,安作璋认为治学还要处理好“两个关系”,即博与专的关系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。

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有效的治史方法。安作璋认为,治史贵在博大精深,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,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。他说:“所谓渊博,也不是无所不知,无所不晓,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,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,不但要精通,还要扩而大之,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。同时,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,即变无限为有限,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,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,就是‘专’的问题。”

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。安作璋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、传承与创新:“在几千年的历史中,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。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,历来强调以史为鉴,毛泽东同志曾讲过,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邓小平同志也讲过,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,失败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。”

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,有一条原则安作璋始终坚持不动摇。他说:“在学术研究领域,无论采取哪种方法,都应当鼓励支持大胆尝试;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。中国历史学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,这个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。”

曾有人问安先生:“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?”他的回答是:“实事求是,秉笔直书。”求真求实、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安作璋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,对梁启超的“史家四长”说进行了新的诠释,尤其把史德摆在突出位置。

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学生,他曾说:“安先生完全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来关照历史人物和事件,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,评价历史的得失,丝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传记中泛滥的各种媚俗倾向,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和敬佩。”

在安作璋渗透血汗的文章中,布满着对历史的关照,更充满了对现实的思索。他认为,治史的目的自然是为现实服务,但历史的价值却在于赋予时人一种清醒的智慧。

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说:“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,给人们以启迪,以感悟,以力量。”

“道德学问”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,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。他经常给学生讲: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,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,无论干哪一行,从事何种职业,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。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“孝、忠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和”八德,其中“孝”则居于首位。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:“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,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,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,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

下午的阳光穿过窗外盛开的石榴花,柔和地映照着安作璋先生慈祥的面孔。虽已至耄耋之年,他仍发愤忘食,老而弥笃,以饱满的热情,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。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:“良史春秋笔,名师齐鲁风”,工整典雅,正是先生“道德学问”的最好写照。

学人小传

安作璋,1927年1月生,山东曹县人,中共党员。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,同年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,历任助教、讲师、教授、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。现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,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、山东历史学会、山东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务。1980年晋升为教授,1987年当选为中共“十三大”代表,1988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其“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”称号,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。

安作璋:道德学问著春秋

  安作璋先生在中国古代史、历史文献学、山东地方史、齐鲁文化史,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汉史初探》《两汉与西域关系史》《班固与汉书》(后增订为《班固评传》)《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》《秦汉官制史稿》《秦汉官吏法研究》《刘邦评传》(后增订为《汉高帝大传》)《汉光武帝大传》《秦始皇帝大传》《汉武帝大传》《学史集》《学史集续集》等。主编《中国史简编》《秦汉史》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,多卷本《山东通史》《中国运河文化史》《齐鲁文化通史》《中华杂技艺术通史》,大型丛书“山左名贤遗书”等多种

安作璋:道德学问著春秋

安作璋:道德学问著春秋

其中《中国史简编》于1988年经专家评审、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,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于2006年经专家评审、教育部批准,列入“十一五”国家级教材。《秦汉官制史稿》《刘邦评传》《山东通史》《中国运河文化史》《齐鲁文化通史》分别于1986、1991、1996、2002、200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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